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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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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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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刊　第四八一期　——
　　　　　　　　　　（二○○六年二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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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zk06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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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年青一代
　　　　　　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　　　　　　　　宋永毅
【书刊评论】巴黎公社之梦红卫兵之狱　　　　　　　　　　　　　　　　叶小蓁
【史海钩沉】３０年前上海民间第一案：反张春桥的胡守钧集团　　　　　秦维宪
【抗拒遗忘】历史的见证——有感于全国仅存的重庆红卫兵墓园将被拆除　悲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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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
　　　——“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

　　　　　　　　　　　　　　　　·宋永毅·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它
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运动。“文革
”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但它也使许多年轻人对共产党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
幻灭感，激励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推动政治改革的热情。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无疑是想通过党内外不断进行的残酷无情的
政治清洗，更全面而严密地控制人民的头脑，为他本人树立起中国新帝王的权威。
然而，在整个动乱时期，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中间，始终存在着对毛泽东体制
的怀疑与抵制。在这场大灾难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判决了一大批“反革命案
件”，公开批判过３０到５０株“大毒草”（即赞成异端思想的作品）〔１〕，如
遇罗克的“出身论”（１９６６）和“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１９７４），中共领导层对异端思想的出现极为惊恐。此外，从１９６０年代末
到１９７０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和读书运动一直不绝如缕。１９６６年
爆发政治和社会动乱时，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激进的红卫兵把各种书
籍当作“封资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没过多久，还是这些人，即所谓的“红卫兵
一代”，几乎是在“文革”刚爆发的一年后，又开始热切地寻找、阅读和流传这些
所谓的“封资修垃圾”了。

　　从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中可以引出一系列极有意义的问题：“文革”开始时，中
国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几乎全都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后来他们为何又变成了毛泽东的
敌人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文革”和毛泽东体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青
年人的这一思想觉醒的过程中，在他们从激进到理性、从无知到成熟的转变中，究
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值得探索的事？本文通过追溯“文革”时期的地下读书运动，探
讨一代“红卫兵”思想觉醒旅程的起源、形成、成熟和分化过程，追寻他们在中国
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迹。

一、令人惊讶的发现：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培育了自己的反对派

　　了解地下读书运动的起源，关键是要认识到“文革”本身包含的矛盾。深入研
究“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想，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最先使中国人尤其是
在青年人中间产生异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
。

　　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发动“文革”时，固执地相信自己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
领袖，在党内“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他认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及其
同伙占据着全国的大部份党政要职〔２〕。１９６６年夏，“文革”刚一爆发，刘
少奇和邓小平便立刻派出许多工作组，试图控制住运动星火燎原的势头。毛泽东看
到，整个党政系统都处在自己对手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他认为自己唯一能利用的
力量就是群众运动了。为了在全国发动群众运动，对抗刘邓及其控制的党组织和工
作组，毛泽东把自己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暂时掩盖起来。与此同时，他向民众
展示了一幅有关未来政治改革的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蓝图，从而赢得了千百万年青人
的支持。首先，毛泽东向人们许诺，经过“文革”之后官僚制度将被消灭，会建立
一个新社会。他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民主要素来表达这样的承诺，例如象１８
７１年“巴黎公社”那样人民享有罢免和更换政府官员的权利，在“文革”的纲领
性文件《十六条》中毛泽东又正式向人民公开承诺，要实现“大民主”和“全面选
举”。〔３〕

　　其次，毛泽东为了让人们追随自己，还打出了人权牌。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迫害
了许多“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却把刘邓的政策
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平反运动，为那些受迫害的
人平反。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毛泽东还鼓励学生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对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领导的党组织。〔４〕

　　毛泽东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打出民主和人权牌，本来只不过是以此作为自己
夺回权力的权宜之计。可是天真幼稚的学生看不透这一点，他们把这当成了严肃探
讨政治改革、消除中国在“文革”以前存在的社会弊病的大好机会。“文革”时期
主要的异端思想之一——“新思潮”，便萌生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中。

　　乔兼武和李文博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学生，他们写下了“造三个
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公
开信”（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和“公社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１９６
６年１０月１７日）两张大字报，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认为：
“文革”前的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奴
隶制的温床与社会基础；应当号召人民通过“消灭党的组织结构”，“砸烂党中央
和地方政府的一切办公室”，来打碎旧的国家官僚机器〔５〕；要采用“巴黎公社
式的全面选举”来选择干部。用李文博的话说，“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应当是“改
造”，即“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热情的学生在１９６６冬至１９６７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新思
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
这大概就是其创办者心目中的“新思潮”。〔６〕

　　在李文博和乔兼武的直接影响下〔７〕，北京市的两名中学生伊林和涤西也贴
出了他们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他
们除了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林彪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还认为林彪“没有认
识到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变得日益突出的问题，即改进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
主义制度的需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巴黎公社那样的‘东方
公社’”。〔８〕

　　当局很快就镇压了这些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将矛头直指林彪。可是，他们以
巴黎公社为楷模，主张建立一种新型政治制度的观点，却被当时上百万“造反派”
所接受。上海“一月风暴”后成功夺权的“造反派”就一度把新成立的市行政机构
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打倒了政敌、完全夺回权力后，便立刻放弃了自己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
的承诺，这让他的许多狂热追随者困惑不解。在“一月风暴”过后不久对“中央文
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否定了关于人民普选原则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
的构想，而是要成立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它以所谓“三结合”（军
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组成。〔９〕

　　然而，毛泽东的变脸却无法阻挡那些勤思好学的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以及他们探
索中国前途的热情。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８年的混乱时期，中国的“新思潮”运
动从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有可观的发展。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了２０到３０个独立的
研究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兵团”、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
青年学社”、设在北京各中学的“《四三战报》编辑部”、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
组”和“渤海战团”、上海的“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广东的“八五公社”、
湖南的“省无联”〔１０〕和湖北武汉的“北决扬”〔１１〕。

　　这一时期的“新思潮”讨论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一批青年理论探
讨者在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１日）
中宣布，在“文革”以前的中国，党的干部都变成了“特权阶层”，“阶级关系已
发生很大变化”，“文革”就是一个把财产从特权阶层重新分配给广大人民的特殊
过程。〔１２〕

　　他们预言，今后的“文革”运动将继续这一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的过程。

　　新思潮的探索者还抨击“文革”前的国家机器，认为毛泽东批准的“革命委员
会”是新的“至今仍在运转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群
众应当起来推翻”这些“革命委员会”〔１３〕，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巴黎公社式的
新国家机器。这些“新思潮”的青年探索者们对“文革”前的中国做了深入分析，
认为存在着一个由９０％中共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新阶级。湖南省“省无联
”的杨曦光（即２００４年７月７日在澳大利亚去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在“
中国向何处去”（１９６８年１月６日）一文中主张彻底消灭这个“特权阶级”，
砸烂包括“革命委员会”在内的旧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将来“实行人民
自治”的人民公社。十分巧合的是，这些理论类似于著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异议人
士米洛万·德热拉斯的名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的观点。
杨曦光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把所有独立的“新思潮”研究团体
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新政党，将大量民兵改造成一支
新军队，通过内战夺取权力。〔１４〕

　　这种革命行动计划类似于毛泽东在５０年前提出的如何建立红色中国的理论。

　　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新思潮”的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追求
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制度时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为何毛泽
东及其追随者们却把他们当成“极左派”和“极端反革命”严加迫害呢？

　　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找到。首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与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当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研究和讨论他们所理解的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发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政策和行动事实上偏离甚至背叛
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勇敢的思想者越是深入研究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越怀疑
和反对“文革”及其理论。

　　其次，这些年青思想者过于天真，缺少政治经验，看不透革命领袖的政治权谋
，也没有能力戳穿领袖们用政治宣传高调掩盖起来的真实动机。毛泽东在“文革”
开始时出于权宜之计作了某种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但这仅仅是毛耍的又一
次政治权谋而已，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操纵群众运动夺得政治权力。而青年理论探索
者却误以为，毛泽东是在其政敌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们认为，
“毛主席一再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证明这种势力十分强大〔１５〕”。

　　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与许多热衷于“夺权”的“造反派”有所不同。正如一些
学者指出的，许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夺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实现什么崇高的
革命目标，而是他们受到成为新的当权派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
青年理论探索者们所关心的是，“不仅要打破官僚体制，而且要创建一个新社会”
，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头脑，并不想顺从地变成中央的
消极工具的人”。〔１６〕

二、史无前例的悲喜剧：“自来红”成了“反革命”

　　按照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工农兵应是共产党中国的社会基础，但在现
实里中共的高干及其子女却演变成一个凌驾于工农大众之上的特权阶层。“文革”
是中国历史上一出史无前例的悲喜剧，它使一些以高干子女为代表的“自来红”的
青年学生变成了毛泽东体制的反对派。“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
“联动）的出现以及它所代表的思想，便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

　　“联动”成员一般被称为“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是首都和各省中学里的第一
批“红卫兵”。在毛泽东及其党内一小撮人的支持和默许下，这些“老红卫兵”在
“红色八月”期间殴打和杀害了大量无辜〔１７〕，毁坏了大批中国的古代文明遗
存。他们一度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掌上明珠”。可是，毛泽东的不断
清洗终于落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９５％的高干头上，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联
动”成员的父母。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和特权，这些“老红卫兵”很快就变成了“
保皇派”，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了毛泽东的革命对象。

　　这些失势的中共高干的子女比较了解中国党政领导层内部斗争的底细，又因被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抛弃而怀恨在心，所以他们在觉醒之后于１９６６年１
２月成立了自己的反抗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的思想觉醒过程
记录在“联动”文件“中共中央及驻京党政军机关干部子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开
宣言”（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之中〔１８〕。

　　“联动”成员们所代表的“新思潮”与上述青年理论探索者不同，“联动”成
员们对研究和阐述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兴趣不大，却很关注中共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及
高层内讧，所以“联动”曾号召人民粉碎党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它的两个主席
和一些中央委员”。换言之，最先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
正是“联动”成员。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爆发的１７年里，民众对隐藏在中共宣
传骗局背后的政治真相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共抱有幻想。因此
“联动”成员对中共内部黑暗的权力斗争的揭露，在教育和唤醒民众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

　　“联动”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回到“文革”以前的状态。有趣的是，虽然“联
动”成员也赞成“民主”和“消灭一切独裁制度”，但他们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却是
“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１９〕。显然，“联动”成员的政治主张是想用“文
革”之前党的集体独裁来代替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个人独裁，这样的主张其
实与民主毫无关系。

　　１９６７年１月，中国当局正式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它的大多数
主要成员都被捕入狱。然而，政治迫害使这些年青的受害人提前成熟。一些“联动
”或“老红卫兵”成员获释后，成立了研究“文革”的独立团体，探索政治改革的
新途径〔２０〕，其中一些人还创办了地下刊物《新思潮》〔２１〕。

　　１９６７年冬，北京的一些前保守派“红卫兵”运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
”在“文革”初期提出的一些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观点，批判了毛泽东及其同伙。在
这场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反革命逆流”运动中，他们至少张贴了２０张“反
革命大字报”。与“联动”成员一样，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有“自来红”的家庭背
景，父母都是中共要员，“文革”之初因执行刘邓的政策而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文
革小组”的整肃。毛泽东及其同伙曾经打出“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号召民众
起来清算这些干部追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些“保守派红卫兵”
在自己的大字报中撕下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民主”面具。在他们当时风靡
一时的一张大字报“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２日）中，这些“保守派红卫兵”根据《十六条》中宣布的“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
选举”的民主原则，强烈质疑“中央文革小组”的合法性〔２２〕。当然，这些“
保守派红卫兵”也表现出掩盖自己错误的倾向，例如他们仍然强调“血统论”。

　　在混乱不堪的１９６７年春夏之际，“文革”高潮中兴起的群众运动分裂为两
大派——“激进派”和“温和派”，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武斗。混乱的局面使
民众强烈要求恢复秩序。这时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个温和的“红卫兵”组织“四一四
派”，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属于“自来红”的学生。他们的理论家周泉缨在“四一四
思潮必胜”（１９６７年８月）等大字报中提出了“四一四思潮”这一提法。与极
左派的“新思潮”相反，周泉缨否认“阶级关系有任何变化”，不认为“文革前１
７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因此他强烈反对实行任何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权
力与财富的再分配。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群众运动使全国陷入混乱，他
的主张是，革命应当“停下来，巩固成果，做出让步”。〔２３〕

　　周泉缨在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４日又写了题为“炮轰陶铸——一个窃取文革成果
的袁世凯式人物”的大字报。其实，此前半年多，陶铸即已失宠于毛泽东。周泉缨
的这张大字报真正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陈伯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周
泉缨认为，陈伯达是个“反革命两面派”〔２４〕，正在把“文革”引入歧途；他
还想揭露“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以及周恩来和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周泉缨和另
一些“四一四派”的“笔杆子”都未直接回答中国将来的正确方向在哪里这个问题
。他们称赞“文革”前的中国以及对“新思潮”的批判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只是想
回到自己失去的天堂——“文革”前的中国。

三、地下读书运动——异端思想的成熟与分化

　　在“文革”与这一代年青人的关系中，书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当１９６６年爆发了政治和社会大动乱时，成千上万激进的“红卫兵”把书籍
统统当作“封资修垃圾”，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付之一炬。迷信毛泽东
的千百万年青信徒认为，“红宝书”已经告诉了他们指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可是
，一年之后这一代人中的先驱者却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和传播这些所谓的“
封资修垃圾”。当时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已关门，除了官方批准的极少数图书外，
大部份书籍遭到查禁。这些探求新知的青年人为了满足对图书的渴求，不得不通过
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地下阅读网，交换和传播他们喜欢的图书。这种地下读书活动
的一个参与者回忆道：“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文革期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
阅读经历，尤其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学。……读书小组通过相互交流结为一体，
最后形成了一个地下网，使他们能够看到和交换各种书籍。这并非武汉的各别现象
，全国都是如此。〔２５〕”

　　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无数个地下读书会。
越来越多“文革”时代的青年人产生了与赵振开——即后来中国著名的诗人北岛—
—相同的认识。赵振开说：“只有驶过知识的海洋，才能抵达真理之岛。〔２６〕
”具有反讽意味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广泛阅读使他们用马列原著对毛
泽东的革命理论提出质疑，用正宗的人道主义传统去评估革命，以西方哲学和法学
去批判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正是这种广泛的地下读书运动让一代人告别了天真，形
成了自己的异端思想，使他们走向“文革”的反面——民主和基本人权。

　　许多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起初是希望通过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寻找革命真理，
可是他们真诚的努力往往以挫折而告终。梁恒是“文革”期间湖南省的一个有独立
思想的学生，他在“文革”后出版的自传《革命之子》一书中介绍了自己的思想转
变过程：“读得越多，我就越是把书中所讲的社会与自己的社会进行比较，头脑也
变得越发混乱。这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情况；有我这种问题的相当普遍，大家都
能看到的报上的大话与我们可悲的现实之间的差距。〔２７〕”

　　由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充分解答他们的满腔疑问，官方的正统宣传又进一
步加剧了他们的困惑，于是这些青年人开始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之外寻
找答案，他们的阅读范围逐渐扩大，涵盖了所谓的“反动书籍”。

　　一位中年作家在回忆读书经历对他在１９６７年年底觉醒的影响时说：“我读
了当时在大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一本是锡兰共产党员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
晓夫主义》，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两本
书里描述的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让我浑身发凉，四肢麻木。我在头脑中把斯大林
的清洗与文革和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我突然觉悟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暴君，
他们都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维持着自己的独裁统治。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下
子烟消云散了，那不过是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清洗。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完全是在步
斯大林的后尘。……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在这个时期大学生造反派中是一种十
分普遍的现象。〔２８〕”

　　１９６６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１，０４１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２
９〕。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律和
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
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
“灰皮书”和“黄皮书”。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
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
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
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
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１０到２０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
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
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弗里德
利希·A·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
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
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
。“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１８９１－１９１７年回
忆录》和《解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
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
怒的回顾》，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
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
基、德热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都是曾
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
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他们的觉悟过程几乎和“文革”时期中国的青年
思想者一模一样。除了作者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外，还应当提到，上述书目中有些
书揭露了斯大林１９３０年代大清洗的黑暗，它与毛泽东１９６０年代发动的“文
革”十分相似。而书目中那些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则引起了这些异端学生的共鸣
。２０世纪现代派中的一个主要文学流派，即西方的现代派，突出表达了反抗传统
社会的青年一代的怀疑、失望与反叛。“文革”时期的中国青年人经历了同样的彷
徨、失望和“造反”的经历，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情感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

　　至于为何纳粹德国的历史会吸引许多有头脑的中国青年人的注意，原因也很简
单。中国学者高瑞全在讲述他第一次读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感受
时说：“它就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对此书的阅读引导他比较德国的纳粹运动
与中国的“文革”，结果发现两者都会“使国家走上毁灭之路，尽管它们最初都得
到了群众的盲目拥护〔３０〕”。上海复旦大学“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胡守钧
对该书的启蒙作用做了如下解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从政治制度
的角度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我们很快便发现两者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才从毛泽东的乌托邦美梦中惊醒。〔３１〕”

　　有意思的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也促使这些青年探索者有意识地从“革命
的敌人”的作品中寻找启迪。例如，一些“老红卫兵”在１９６８年看了许多他们
曾经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批判过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却惊奇地发
现，站在历史正确方面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他的敌人们。

　　现任《中国税务报》社长的张木生曾是北京地下读书活动中的一位青年知识分
子。他组织了一个地下读书会，向他的同伴们介绍他对毛泽东及其在中共历史上的
错误的分析。他为当时自己的读书会开列的阅读目录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
，拉扎尔·皮斯特腊克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
大’上的秘密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张木生回忆道：“
我也看一些所谓‘右派’的讲话和他们交给党组织的有关自己思想进步的汇报。此
外，我还得到了一份彭德怀在１９５９年的反党信。根据我本人在农村的经历，我
不但认为彭德怀讲的事情绝对真实，而且他和那些右派的文章都十分深入而客观。
〔３２〕”张木生在一次沙龙式讨论中发表了题为“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的演
讲，把“文革”早期的异端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对“文革”期间和“文革
”之前的毛泽东体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批判。

　　由于参与地下读书活动的青年思想者常常公开宣扬自己对“文革”的异端观点
，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
这些读书小组都很短命。

　　１９６８年年末，中国当局把大约１，６００万城市学生送到乡下“接受贫下
中农的再教育”。这场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对那些原“红卫兵”来说是个明确
的信号：他们对党已经没有用处了，因此不再是毛泽东的“革命小将”，而成了“
再教育的对象”。社会政治地位的突然变化以及在贫困农村的艰苦生活使这些青年
人既沮丧又困惑，这激励他们通过探索性的阅读来重新评价“文革”。

　　北京的下放知青卢叔宁曾在日记中讲述了那时他对书籍的“精神饥渴”，他让
自己的朋友给他带来更多的书，因为“我们的知识极其贫乏；我们的精神胃口极其
饥饿；我们读书的愿望极其强烈。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寻找精神食粮——
书籍。〔３３〕”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更生动地反映着他们对精神食
粮的渴求。王申酉在“文革”早期因创办反对“文革”的“反动杂志”而被打成“
反动学生”。他与另一些“反革命学生”组成了一个地下读书会。为了找到更多有
关政治、哲学、经济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一天夜里他们潜入已被封闭的华
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偷”了二百多本书〔３４〕。在当局及其信从者看来，“反
动学生”的这种“罪行”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但对这些“饥饿”的真理追求者来说
，他们就像是从天上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王申酉热衷于读书和独立思考，在给女友
的长信中阐述了自己逐渐成熟的异端思想，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的政治制度
。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７日，秉承毛泽东意志的中共当局在毛泽东死后，以“反毛泽
东思想罪”将王申酉处死。

　　从中国和海外出版的下乡知青的大量怀旧文章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文革”
期间下乡知青把大批书籍带到农村阅读，回城时又常与朋友交流各自的独立见解，
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尽管当局在１９６７年迫害过早期的地下读书会，但这样的镇压并不能阻止地
下读书运动的延续和扩大。事实上，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地下读书
会，不过它们都刻意保持低调，没有正式的名称，很少组织公开的讨论或交流活动
，也不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全国范围的地下读书活动主要有两种交流形式，通信和沙龙。

　　著名的通信式读书团体的一个重要案例是１９７０年代上海复旦大学的“胡守
钧反革命小集团”，它由上百名持异见的青年人组成。这个“小集团”包括上海的
一些原“红卫兵造反派”，他们曾两次参与“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
桥的行动，大多数人在１９６８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尽管这些学生在挑战张春桥时
受到挫折并遭到政治迫害，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编辑了一份地下刊物《远方战友
通信集》，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读书笔记。这些文章表明，他们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痛
苦经历，开始严肃地探讨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这个团体的主要理论家之一
方农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重性”观点：这种国家的“政府一边镇压人民，一
边保护官僚”。这个团体的另一名成员童允安主张，“用新的机构代替无产阶级专
政”，“逮捕任何公民都要经过法院公审”，“人民选举法官，全民选举干部”。
〔３５〕　这些想法往往来自他们读过的马列主义原著和西方哲学，甚至是《南斯
拉夫共产党纲领》这类“修正主义文献”。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是又一个案例。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１年由北
京的下乡知青徐晓与一些青年工人和战士在山西和上海等地组成了一个通信小组。
“由于环境压抑，双方只能写信。徐晓和他们通信，都是十几页纸。”当局拆检他
们的通信，指控这个松散的通信团体成员“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
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３６〕”，最后以荒谬的“第四国际反
革命集团”罪名将其成员悉数投入监狱，有两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讨论理论或文学话题的私人地下沙龙是地下读书活动网络成员的另一种交流方
式。例如，赵一凡是１９７０年代北京的这种网络的活跃成员之一，他就领导着一
个这样的地下沙龙，给朋友们提供一些“禁书”、“灰皮书”和“黄皮书”，并组
织私下的讨论活动。中国当代一些著名小说家和诗人，如史铁生、北岛、芒克和郭
路生等，都参加过这类沙龙的活动。据他们回忆，“此时在沙龙里弥漫着一种偷食
‘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３７〕”。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徐晓也是这类网络的活跃成员。她后
来回忆道，她得到的第一批禁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司汤达的《红与
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徐晓写道：“赵一凡和他的沙龙是我的精神
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这个沙龙开展的西
方哲学和文学阅读活动也影响了芒克和北岛。来自白洋淀的诗人多多和根子，就是
通过地下文学交流活动，在西方现代派的启发下开始写新诗，后于１９８０年代形
成了当代诗歌流派“白洋淀诗群”。出人预料的是，地下读书运动也为１９８０年
代中国的开放准备了人才。

　　活跃的地下沙龙也散布在偏远的农村。例如，河南省兰考县——这是中国最贫
穷的地区之一——就有一个地下读书会。１９６８年该地某工厂的１０位大学生和
中学生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读书会。９０年代以来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学者朱学勤回
忆当时这个团体的读书经历时说：“他们〕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
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
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
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
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
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３８〕”朱学勤后来把这些读书者称为“六
八年人”。

　　这类的地下读书会超越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革”派别。例如，北京女学生
“徐浩渊”沙龙的主要成员是过去的“老红卫兵”，而“二流社”沙龙是由一些“
文革”初期反对过“老红卫兵”的前“四三派”红卫兵组成的。这两个读书会的成
员从前有过严重的过节，但此刻却凑在一起读书和讨论问题。１９６９年冬，前“
老红卫兵”张木生和一位高干之子加入了一个由前“四三派”成员和知识分子子女
组成的沙龙。家庭背景各异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共同探索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和
中国的出路，为后来８０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社会学者杨东平后来
作过这样的评论：“整整一代人在严酷的环境驱策下，重新聚在一起，彼此接受。
这是一次摆脱了派别之争的集体反叛。这一代人通过重新塑造集体人格和共同文化
，最终完成了向人的过渡。〔３９〕”

四、新高度：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

　　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异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罗克的署名为“北京家庭
背景研究小组”的文章“出身论”（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可以说，“出身论
”是“文革”期间中国出现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文革伊始，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其父是工程师，１９５７年
被打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遇罗克虽然学习优异，却未能进入大学
。在１９６６年的“红色八月”期间，一些“老红卫兵”以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
”为由，殴打甚至残杀无辜的人。“红卫兵”们用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为自己的
暴行辩护，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血统论”。遇罗克挺身而出，凭借他
在过去几年里积累的西方哲学知识，于１９６６年底写了这篇“出身论”，试图从
理论上澄清对“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见〔４０〕。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贴在
了北京市区的一些电线杆上。随后他又把修改过的该文交给支持他观点的群众组织
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刊登在这家报纸上。“出身论”
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一期的《中学文革报》印了约６万份，一周内便在北
京销售一空，全国各地则翻印了一百万份以上。该报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成千上
万封表示支持的信函。〔４１〕

　　遇罗克不象“红卫兵”那样关注中共的党内斗争，也未钟情于毛泽东那些关于
民主的政治“承诺”，更没有参与“战斗队”之类的流行活动，他是个独立的思考
者，选择了为民众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人权，他
强调，“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罗克所关心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公正”与“
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挤的千百万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权利。他揭
露了中国社会中为当局鼓励的政治歧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是所谓黑七类
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问道：“谁是受害者呢？
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
别呢？〔４２〕”在否定“血统论”的同时，遇罗克还指出，在中国社会里“一个
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其成员利用血缘关系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这是“新思
潮”当中非常尖锐的一个观点。遇罗克还谴责当局授权“红卫兵”剥夺他人的人权
，进行政治迫害的行径，如“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
，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该文的末尾他向民众呼
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４３〕”遇罗克在１９６８年
１月５日被捕，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中共杀害，年仅２７岁。

　　１９７０年春当局发动了名为“一打三反”的政治运动，以打击所谓的“反革
命活动”，其中也包括地下读书活动，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
、“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等例之外，还有南京的“金查华马列主义小组”和宁夏
自治区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许多案例。当局以“攻击毛泽东和
文革”的罪名将金查华处死，他的朋友陈卓然、苏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对这种残
忍的杀害极端不满，他们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张贴了数十张标语，标语的内容有“我
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金查华烈士永垂不朽！”。不久当局又把他们以“陈卓
然反革命集团”之罪关进监狱，后来也将陈卓然杀害了〔４４〕。

　　与“红卫兵”早期的异端团体和派别相比，地下读书运动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
解分析能力和认知水平，帮助他们比较深刻地认识和判断政治社会弊病。

　　例如，１９６９年底，张木生在地下沙龙的那次以“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
为题的演讲中，比较系统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
。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热情和干劲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别太小，这对老弱妇
幼有利，因此难以进行调整。全县的生产队都在开会，工分制没通过之前他们是不
会结束会议的。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损失”；“集体生产总会导致产量下降，农民从
自己的劳动中看不到好处。农民也没钱买机械。这种集体所有制哪能撑得下去？”
当时他的眼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１０年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在
这篇演讲中，张木生不仅分析了农村制度和政策，还讨论了政治制度问题。他大胆
支持毛泽东的“敌人”，如１９５７年的“右派”、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的
彭德怀、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甚至还支持赫鲁晓夫的改革。那
时他的一些判断显示出深刻的洞见。他说：“右派们在１９５７年指出问题的症结
是制度，这正是他们超前于别人的地方”；“这一切都说明制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
解决。”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中的活跃分子，张木生当时能从本质上
摒弃和否定中共的制度，实为认知上的重大“飞跃”。〔４５〕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要政策。１
９７６年，他在“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及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评了毛泽东
及中共发动的主要政治经济运动，如１９５４年的“集体化运动”、１９５７年的
“反右运动”、１９５８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１９５９年的所
谓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１９６３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４６〕。这些
错误中共直到１９８１年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承
认，但这份权威性的官方文件对这些错误的肤浅认识尚不及王申酉５年前看法的深
度。

　　王申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梦犯下了几大错误
。首先，“这种公社……只能使农民愚昧落后的状态永久化，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
主义”。其次，针对毛泽东“消灭劳动分工”的蓝图，王写道：“只有通过大工业
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才有可能没有例外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等分配劳动。这将大
大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使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会理论和公共事务的管理（
恩格斯）”。再次，“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消灭劳动分工”的时间尚不成熟
。〔４７〕　王申酉对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的挑战，
因此就更透彻，更有说服力。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异议人士探讨中国政治痼疾
和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的热情。１９７４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义写出的
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一哲”是
广东的一个地下学习小组３位成员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笔名。他们于１９７
４年１１月１０日贴出了这份大字报，它随后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地油印和传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与遇罗克和杨曦光一样，“李一哲
”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与苏联相类似的特权阶层”，党的干部是一个享有特权的“
新资产阶级”，“一个对起来反抗其特权的群众进行镇压的新贵集团”〔４８〕；
“李一哲”也猛烈抨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４９〕；这几位作者承继了遇罗克的人权观，认为中国“需要民主，需要社会
主义法制，需要能够保护广大群众的革命权利和做人的权利〔５０〕”；他们还强
调要“保障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探讨如何让干部对人民负责，当他们的
工作没有做到让人民满意时应当怎么办。“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会主
义法制，还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呼吁，要求在新宪法中重新确立法治原则，让司法系
统摆脱政治，以便保护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它也在中国首次提出，未来
的政治改革应当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进行。这种观点到了１９８０年代为中
共党内的开明派接纳〔５１〕。

　　地下读书运动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认识，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起未来的
民主和人道社会的具体蓝图。例如，贵州省的陈尔晋在题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
长文中讲述了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看法。他观点的的核心是两党制，“承认革命的
合法性，尊重真理，铲除长期以来在一党制掩盖下权力斗争中的那些卑鄙无耻的阴
谋诡计〔５２〕”。此外，陈尔晋还提出了一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产
主义制度。陈尔晋强调：“每个公民既有义务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也
有权利批评政府。造谣诽谤将受到全社会的鄙视。批评主席不是犯罪，对不同意主
席的人更不能进行残酷迫害。”他不仅谴责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行的政治迫害
，还强烈表达了对自由人权的渴望。陈尔晋的主张实际上是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制
度为蓝本的，但他给它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压抑的时代他
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观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尽管
如此，他真诚地追求民主和人权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回顾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间的思想觉醒以及从激进到理性、从幼稚到成
熟的整个过程，１９７０年代的地下读书运动确实代表着异端思想的一个新高度。
考虑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压抑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这一代人当中青年思考
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会有局限性。他们都是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洗脑教育中成
长的，当他们试图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往往会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其中的人道主
义因素当中寻找依据；他们大部份人都没有完全摒弃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对西方
民主制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只是主张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却无从想象如何建设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能在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年代里凭借自己的独立
思考而提出以上种种观点，实属难能可贵。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时冒着生命危
险向毛泽东和中共的体制发起挑战，毫无疑问他们理应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史上占
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开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他们从
毛泽东的拥护者变成毛泽东的反对派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后人铭记。

　　〔作者说明：本文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４０周年《中国现况》
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英文论文（２００４年１月６－７日），由伊洪译成中文，作者
做了最后的审阅和不少修改。〕

注释：

〔１〕见宋永毅、孙大进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１
９９７。
〔２〕“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汇报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２４日），见　
Red　Guard　Publications　Supplement　II　（Oakton　
VA：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１９
９２），vol．１，pp．４０８－４０９。
〔３〕见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日的《人民日报》。
〔４〕见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日、１１日、１３日、１４日、１７日和１９日的《人
民日报》。
〔５〕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Summer　２００１
），pp．４１－４３。
〔６〕见《井冈山》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
日、４月１０日。
〔７〕笔者１９９８年对李文博访谈时，李文博表示，伊林和涤西的“公开信”中
的思想直接来自他本人和乔兼武。李文博曾帮助伊林和涤西修改过他们的第一稿。
〔８〕Michael　Schoenhals　ed．，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１９６６－１９６９：Not　A　Dinner　Party
　（Armonk，NY：M．E．Sharpe，１９９６），pp．１
６０－１６１。
〔９〕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对张春桥和姚文远的谈话，《学习文选》（
北京：１９６９），１３７－１３８页。
〔１０〕“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
〔１１〕“北决杨”是武汉“北斗星学会”、“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办”和“扬子江评论”三个组织简称的合并。
〔１２〕出处同注〔５〕，第４７至４８页。
〔１３〕出处同上，第９６至９８页。
〔１４〕当时杨的一系列文章包括“长沙地区知识青年运动研究”（１９６７年１
１月１６日）、“建议成立毛泽东思想小组”（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坚持和加
强新思潮的战略应当改变”（１９６８年２月１日）等。
〔１５〕出处同注〔５〕，第７８页。
〔１６〕Wang　Shaoguang，“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uly　１９９９），pp．１９７－２００
。
〔１７〕据官方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他们在北京至少杀害了１，７８１名无辜之
人，被赶走的人在１０万以上。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８），第１３页。
〔１８〕这个文件可能是外省的“联动”成员所写，但它表达了他们与北京“联动
”成员的共同想法和对“文革”的明确抵制。
〔１９〕出处同注〔５〕，第８２至８３页。
〔２０〕见陶铁柱的“‘联动’和共产主义小组”，载徐友渔编的《１９６６：我
们那一代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４３至７２页。
〔２１〕见余夫、汪毕华编，《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北京：团结出版社，１
９９３），第１０至１７页。
〔２２〕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２００１
），p．２７。
〔２３〕出处同注〔１〕，第３６５至３７１页。
〔２４〕出处同注〔５〕，第８９至９０页。

〔２５〕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１０１页。
〔２６〕　“Casting　Doubt　o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Faith”，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
ll　２００１），p．６２。
〔２７〕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Vintage　Books
，１９８３），p．２３１。
〔２８〕徐明旭，“再谈文革与造反派”，《北京之春》，１９９６年第９期，第
３１页。
〔２９〕这一数字取自中国版本图书馆所编《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１９４９－
１９８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３０〕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第８
４页。
〔３１〕据笔者１９９８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与胡守钧的交谈。
〔３２〕出处同注〔２１〕，第１０至１７页。
〔３３〕卢叔宁，《劫灰残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０），第４４至
４５页。
〔３４〕袁浩等编，《八载秦城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５
３３至５３５页。
〔３５〕见《革命大批判文选（５）》（上海：复旦大学政宣组，１９７０），第
９至１２页、第３２至３７页。
〔３６〕见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花出版社，１９９３）
，第２９６至２９９页。
〔３７〕出处同上，第８３至９０页、１０５至１０９页。
〔３８〕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第５５
至５８页。
〔３９〕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
第４１５页。
〔４０〕遇罗克多年自学西方古典哲学，对从柏拉图到卢梭的西方哲学家十分熟悉
。卢梭讨论人类起源和不平等基础的著作对他的文章有直接影响。见王晨、张天来
的“划破夜幕的陨星”，载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的《光明日报》；另见遇罗文
的《我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第５１至９９页。
〔４１〕出处同上。
〔４２〕出处同注〔５〕，第１７、３２页。
〔４３〕出处同注〔５〕，第２５页、第３４至３５页。
〔４４〕出处同注〔３６〕，第１２５至１２６页。
〔４５〕出处同注〔２２〕，第５２至５９页。
〔４６〕出处同注〔２２〕，第８６至１０５页。
〔４７〕出处同上。
〔４８〕Anita　Chan，Stanley　Rosen　and　Unger
　Jonathan，ed．，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M．E．Sharp，１９８５），pp
．７７－７８。
〔４９〕　Ibid．，pp．３４－３５。
〔５０〕　Ibid．，p．７１。
〔５１〕　“李一哲”大字报的最著名的句子在１９８０年代成了《人民日报》社
论中的口号甚至是标题。
〔５２〕　出处同注〔２２〕，第７０至８５页。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总第９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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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公社之梦红卫兵之狱

　　　　　　　　　　　　　　　　·叶小蓁·

　　过去曾有“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境外”的说法，而今这种说法可套用于中
国的“文革学”。香港中文大学近期推出关于文革的长篇回忆录《仰天长啸》，虽
很有意义，但毕竟因为在境外出版而令人遗憾。中国广大民众何时能够酣畅倾吐亲
历文革的感受、总结历史的教训呢？

　　作者鲁礼安是武汉地区红卫兵排名第一的“笔杆子”，但早于一九六八年夏天
被当局拘捕，直到十一年后才获得自由，就是说，他身陷囹圄延续到四人帮垮台后
三年多，其间鲁礼安仍险遭枪决，而最终得到“免于刑事处分”的通知。幸亏有些
干部出于良知为他辩护，指出鲁礼安只是写了一些错误文章，没有武斗“血案”，
跟四人帮也没有牵连，“判处死刑恐怕不妥”。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使在文
革结束后的中国，对于“思想犯”仍十分严厉！

　　其实，鲁礼安文革中的“罪错”，就在于对毛泽东思想太崇拜、对马克思理论
太执着。他以为毛泽东与受压制的中国民众休戚与共，藉发动文革来涤汤中共建政
后党内外出现的种种不民主、特殊化等现象。但作者追根溯源，在马克思着作中找
出“国家机器不可凌驾社会，必须处于切实监督之下”的根据，即具有普世价值的
“巴黎公社原则”：官员由普选产生、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随时可以撤换、
领取熟练工人的工资等。

　　鲁礼安还关注中国农民的穷困，仍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找到解除农民
倒悬之苦的措施，即由国民军代替常备军，让农民免纳苛税，“从此不再成为一切
国家捐税和公债最丰富的源泉”。鲁礼安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为了翦
除政敌，而反对特殊化与腐败等根本就是幌子。因为若要追究各级干部特殊化的错
误，在各地大造豪华行宫、在中南海享受专用游泳池的毛泽东本人头一个过不了关
。

　　追求清廉的“巴黎公社原则”，在红色中国行不得，更说不得，它们的命运只
能是隐藏在伟大导师着作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最好无人理会，不见天日。可是，
鲁礼安却把这讳莫如深的“秘密”抖出来，提请民众注意。湖南的杨小凯在文革中
也因执着于“巴黎公社原则”而招致牢狱之灾。

　　把鲁礼安送进监牢的，还包括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拒绝并痛恨平等竞争，
主张世世代代“专政”，让鲁礼安这样的思想探索者、出类拔萃者永世不得翻身。
不过，令鲁礼安欣慰的是，一些享尽体制既得利益、无法无天迫害他的“幸运儿”
，在日后操守与法治的领域内输得一败涂地，有的被关进铁窗，有的潜逃国外，成
为真正的罪犯，也让长年无微不至呵护他们、纵容他们的体制蒙受奇耻大辱。

　　可能与作者心境终强悍有关，书中的惊天冤案读来竟无太大的压抑感，令人鼻
酸的倒是作者着墨甚少的初恋。体校美女、短跑运动员爱上了作者，表示将追随男
方到任何地方。作者故意问，如果有一天坐牢了呢？姑娘咬着嘴唇发狠地说：“我
给你送饭。”成长于禁欲年代的鲁礼安竟岔开话题，似乎宁可她成为他人妻子，而
自己在其后漫长苦难的黑牢生涯里，魂牵梦萦中追逐她、呼唤她。什么青春无悔，
岂非一派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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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年前上海民间第一案：反张春桥的胡守钧集团

　　　　　　　　　　　　　　　　·秦维宪·

　　３０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

　　“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张春桥官运亨通，权倾朝
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成全了一批阴谋家“改朝换代”的狼子野心。原中共上
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多年来在“好学生”柯庆施的教诲下韬光养
晦，以展“宏图”。这时，张见时机成熟，伙同姚文元与江青遥相呼应，顺利地成
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并很快荣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张春桥、姚文元平步青云后，猛然杀个回马枪，煽动上海群众造华东局和上海
市委的反，妄图打倒陈丕显、魏文伯和曹荻秋等领导干部，自己取而代之。１９６
６年１１月９日，上海一部分工人成立了“工总司”，在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
反动路线”的示威游行中横空出世，不久，相继发生安亭卧轨事件和康平路武斗事
件。

　　１１月１１日，毛泽东指示张春桥乘专车抵安亭站。１３日下午，上海工人在
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承认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
合法的革命组织”等５条意见。然而，上海市长曹荻秋深知张春桥在３０年代的根
底，一眼看穿他乘乱夺权的阴谋，遂公开表示，中央文革的“五条”是大毒草，“
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作为拥护上海市委的“赤卫队”也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
向人民低头认罪”。

　　但是，曹荻秋和“赤卫队”压根儿不知道毛泽东支持夺上海市委的权。

　　１月４日，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抵上海处理文革大事。次日，“工总司
”、“红革全”等众多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联合发表向上海市委进攻
的《告上海人民书》。８日，毛泽东表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
场大革命。”９日，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人民书》，《人民
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自此，“一月风暴”拉开了全国夺权的序幕
，张、姚一步步登向上海第一、第二把手的宝座。

　　这时，复旦大学内无书可读的大学生们好奇地望着天翻地覆的人间荒诞剧。他
们尤其关注在台上的风云人物，胡守钧仔细翻看刊有张春桥讲话的传单，陷入沉思
之中。张春桥何许人也，他为何要支持“工总司”？他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欲取上海
市委而代之？

　　胡守钧１９４４年出生于长江边上的一个沙洲，并在那儿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６０年代中期，胡守钧从武汉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随着视野的
开阔，他的思维方式也有了变化，凡事喜欢“反着想”。３８年后，花甲之年的胡
守钧冷静地说：“在‘一月风暴’中，我首先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
圣人；对张春桥的狰狞面目，有一个从怀疑、反感到抵制的过程。”

　　张春桥自吹自擂，叫嚷毛主席同意他当上海人民公社第一书记，终于激怒了“
孙悟空”。于是，大上海刮起了一场翦除妖魔的风暴。

　　胡守钧将自己怀疑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想法讲给同学们听，他还跑到上海
市图书馆，查阅３０年代的报刊。当他们掌握了张春桥的历史材料，以及他阳奉阴
违的多次讲话后，一致担心毛泽东没有识别身旁的奸佞。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晚，胡守钧碰上一位刚从市里回校的同学，听说张春桥
、姚文元当晚９点接见造反队和红卫兵组织代表。胡守钧拉住这位同学混进了接见
会场。

　　会上张春桥大吹了一通“文革”的大好形势，布置了一番继续向基层夺权的“
战斗任务”，突然话锋一转：“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下个月，上海
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啦，这是继巴黎公社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创
举。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支持，他老人家同意我当公社的第一书记，文元同志
当第二书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器重啊！”话音
一落，全场炸开了锅。胡守钧和那位同学极为反感，愤怒地看着这幕闹剧。

　　１月２３日凌晨，上海市区的主要街道，刷满了“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
第一书记，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的大幅标语。

　　与此同时，胡守钧也在紧急行动，他对同学们说：“张春桥一旦得逞，上海将
暗无天日，我们必须将他拉下马！”他们迅速制定了上街刷标语，炮打张春桥的战
斗方案。最后，大伙提出下款署名时，胡守钧说：“咱们就叫孙悟空吧！”

　　是日夜晚，寒风呼啸，胡守钧等人骑着装满浆糊桶、白纸、墨汁、排笔的黄鱼
车，开向北站、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凡是看到有拥护张春桥、姚文元的标语
，便针锋相对地贴上“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等标语，后面一律署名“孙悟空”。瞬时，上海形势发生逆
转，一场山呼海啸般的倒张运动，在上海拉开了帷幕。

　　“孙悟空”在复旦两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并决定在人民广场举行全市倒张
大会；张春桥狗急跳墙，派出特务和军队，一纸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使“孙悟空”
们抱恨终生。

　　一浪高过一浪的倒张运动，犹如利剑直刺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找来了游雪
涛（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要他密切注意这两天发生的炮打无产阶级司
令部的反革命事件。

　　“孙悟空”的行动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红卫兵组织在推波助澜，将
倒张运动推向高潮。复旦这时成立了炮打张春桥的总司令部，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蜂
拥而至。１月２６日深夜，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揪徐景贤计划。１月２８日凌晨
１时，大学生们抓住了徐景贤押到复旦去看大字报，并逼他交待张春桥的阴谋。

　　张春桥获悉徐景贤落到红卫兵手里，马上派全副武装的军队去企图抢回徐景贤
。

　　张春桥的强硬手段，激怒了“孙悟空”和其他红卫兵组织。当天晚上，倒张掀
起第一个高潮。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围攻张春桥、姚文元，他们
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兵镇压红卫兵？”不仅揭了张春桥３０年代化名狄克攻击
鲁迅的老底，而且痛骂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反动文人和叛徒。那个岁月讲究历史
清白和红色血统论，这两炮轰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要害。

　　与此同时，“孙悟空”在复旦大学召开２００００多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
大会。胡守钧作为“孙悟空”首领作了重点发言。他历数了张春桥的丑恶历史，剖
析了张春桥的两面派嘴脸后说：“同学们，张春桥是个铁腕人物，我们反对他可能
会坐牢的，你们怕不怕！”

　　“不怕！我们愿为真理而献身！”全场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并在胡守钧带领下宣誓“不打倒张春桥誓不罢休！”

　　１月２９日晚，复旦大学再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这天外校来了更多的大学
生。胡守钧在会上号召全市各群众组织抛弃一切分歧，共同对敌。会上决定，联合
上海各高校学生，３０日在人民广场召开３０万人的全市倒张大会。

　　可是，“孙悟空”及其他高校学生的行动，全被混入复旦的游雪涛“扫雷纵队
”侦察到手，并连夜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亲自拟写了“文革”中唯一的“中央文
革特急电报”，与北京的王力联系，王力迅速征得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同意
，于３０日凌晨５点向上海发电：“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是为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张目，一切后果应由反张春桥的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使全市大会毁于
一旦。

　　顿时，张春桥、姚文元无比兴奋，王洪文调动大队人马包围复旦，抢回了徐景
贤。徐景贤一自由，马上反扑，指挥宣传车开上街头……

　　“文革”初期，由“孙悟空”发端的可歌可泣的炮打张春桥运动，就这么悲壮
地被镇压了。

　　张春桥公开表示，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背后却指示徐景贤秋后算账。于是，
“清队”和“一打三反”，仿佛两条凶猛的毒蛇，死死缠住了胡守钧。

　　张春桥扫除了飞黄腾达的障碍，２月５日，在人民广场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
，张春桥任上海市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后因毛泽东反对这个称
呼，２４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
副主任，徐景贤、王洪文等因“功勋显著”，也荣升副主任，其他保张春桥有功之
人，全得到了升迁。

　　张春桥多次在公开场合假惺惺地表态，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暗中却等待时机
，欲把“孙悟空”置于死地。

　　１９６８年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清理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运动
，把中国人民推向更深的灾难之中。张春桥暗示徐景贤：“特别不能让那些炮打无
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漏网！”徐景贤心领神会，立即组成了“０３”专案组
，开始搜集“孙悟空”去年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胡守钧被他们列为“复旦头号变
色龙”。

　　风声一天天紧起来，“孙悟空”的许多成员都潜往外地避风头，胡守钧也乘客
轮溯长江而上，去名山大川踏青。４月６日，胡守钧获悉复旦的学生安然无恙，旋
悄悄回到上海，他刚踏进市郊一位“孙悟空”成员家门，就被埋伏已久的“革命群
众”五花大绑押回复旦，宣布隔离审查。

　　胡守钧被囚的“牛棚”是一间学生宿舍，一张双层铁床，床下躺着一条乌黑的
铁链，墙上溅着斑斑血迹。几天前，哲学系的一位教师就在这里被活活打死。“清
队”期间，复旦有几百名师生遭囚禁，胡守钧耳闻目睹好几位学生被逼自杀：５月
的一天深夜，对面楼上一个学生跳楼自杀，可偏偏折断了腿，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
久久地回荡；几天后又一位学生跳楼轻生，整个头颅陷进了胸腔……

　　由于胡守钧是市里的要犯，对他的看管格外严，专案组成员对他进行车轮大战
，妄想在精神上摧垮他。然而胡守钧抱定宗旨，炮打张春桥没有错，自己不是反革
命小集团头子。于是，他要么沉默，要么在纸上抄毛主席语录，权当“交代”。

　　胡守钧开始设法逃走。７月的一天黄昏，胡守钧上厕所，一位专门守候的同学
趁看管人员不备，偷偷塞给他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帮他逃走的方法。几天后的一个
中午，胡守钧说要去锄草，避开看管人员，溜进楼后的乱草堆里。然后迅速钻过篱
笆，把衣服举过头游过臭河浜，爬上岸疾步奔向对面汽车站，等候的同学给了他一
笔钱和粮票，胡守钧上车离开上海，躲在江苏阳澄湖畔一个农民家里，又开始了浪
迹天涯的流亡。

　　１９７０年初，全国开始了骇人听闻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时，张春桥、姚
文元在中共九大之后，荣升政治局委员，留在北京搞“文革”，他们担心苦心经营
的根据地再次“后院起火”，遂下决心将“孙悟空”一网打尽。

　　张春桥明确指示徐景贤：复旦是上海这次运动的重点单位，由徐景贤、王秀珍
等亲自抓。徐景贤等立即发动“群众”，大揭大议，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
反革命。《解放日报》、《文汇报》于２月５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云：“有些
同志往往只注意历史的反革命，不大注意现行的反革命；只注意公开的活动，不大
注意地下的阴谋活动。老的反革命分子打下去了，还会有新的反革命分子长出来。
……”３５年后，我们再看这些文字，可以明显看出是徐景贤操纵舆论，针对“孙
悟空”的。

　　“孙悟空”的“元凶”胡守钧尚未落网，张春桥明确表示“我一天看不到复旦
的消息，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是年春节，姗姗迟来。胡守钧因长年在外流浪，不知道上海已布下天罗地网，
他于大年初三返回上海，与一位同学在市区吃罢晚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复旦，刚
进校门，就被一群工宣队员抓获，宣布隔离审查。这次，胡守钧被单个关在一间小
房里，门窗钉上铁条，看守人员全是三代红出身的工宣队员、军宣队员和文攻武卫
队员，他们互相监督，谁也不与胡守钧讲话。一日三班倒，每班６人，１８条大汉
看管一位手无寸铁的学生。

　　胡守钧落网后，“孙悟空”的其他成员一一被五花大绑地从各地押回复旦。徐
景贤兴奋得赶紧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战绩，并在他们的指示下，正式将“孙悟空
”打成“胡守钧小集团”，在上海作为头号现行反革命，交予全市揭发、批判。

　　徐景贤在胡守钧被关后一个月，召开了专案人员会议，讨论给“胡守钧反革命
小集团”定什么罪名。会上在徐景贤的提示下，胡案的罪名上升到反毛主席。那年
月反对毛主席是要砍脑袋的，不久前，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就在人民广场宣布
几名反对毛主席的青年被判处死刑。

　　专案人员秉承徐景贤的旨意，直扑胡守钧宿舍，将他从中学起开始写的日记笔
记、私人信件和照片悉数抄出，选出其中“过硬”的材料。胡守钧在大学一年级时
的一篇日记，大意是说学习了《马列学习方法》一书，深为导师锲而不舍的学习意
志所感动。反省自己的学习缺乏毅力，一事无成。末了他在日记下面画了一把宝剑
，右边写下了“宝剑作证人”，注明《马列学习方法》读后有感。这分明是一句自
勉的话，专案人员却硬说胡守钧杀气腾腾，欲取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代之。胡守钧在
黄山天都峰拍了一张照片，背面题了“踏遍天下奇峰，赏尽人间佳景”，中间是“
行万里路”。这便成了他模仿希特勒、拿破仑，要站在地球仪上，妄图霸占全世界
！此乃徐景贤亲笔题的按语，在当时名噪天下。

　　专案人员还向“孙悟空”其他成员发动袭击，抄出一本《暗房摄影技术》，就
说他们在研究“暗杀技术”；同学之间的私人信件，便被定为“特务单线联系”；
有人谈论汽车号码，就是要“暗害中央首长”；有人报名去军垦农场，就是“打入
军队刺探情报”……一时，讨胡的战报、通令、大字报满天飞。上海市委还专门印
发了２０多万份《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罪行材料》，全上海所有的单位，均卷入了
这场大批判。

　　胡守钧及其同伴，断然逃不脱更大的厄运。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０日，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４０万人声讨大会，胡守钧被
逮捕；１９７５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１０年徒刑。张春桥、王洪文原打算杀
掉的“元凶”死里逃生。

　　胡守钧被隔离后，在８个月中被批斗了二百余次，每天吃饭、睡觉前，看管人
员逼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稍有不服，即拳打脚踢。徐景贤还下令全市各单位组
织群众去复旦参观批胡展览会，看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回去便揪胡守钧式的反
革命，胡守钧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

　　转眼秋天到了。一天上午，市里来了一位“大人物”审讯胡守钧，要他老实交
待罪行。

　　“我没有罪”，胡守钧昂首大声回答，“我就是炮打过张春桥，这是公开的秘
密，全上海无人不知，用不着交待。”
　　“你真是个顽固的现行反革命啊！”
　　“反对张春桥，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只要活着，就要告
你们！”
　　　“放肆！”“大人物”拍桌站起吼道，“你别做梦，现在杀人权下放到省市
一级了，用不着报中央批的。告诉你，不用公判，从隔离室拉出去就可以杀掉！杀
了你，看你告什么状？”

　　神秘的“大人物”归去不久，张春桥从北京来电，指示上海方面召开公审胡守
钧大会。１０月２０日下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江湾体育场举行４０万人讨胡大
会，全市各大学、中学、电影院、剧场、音乐厅、俱乐部作分会场，上百万人听拉
线实况广播。

　　遍体鳞伤、脸色苍白的胡守钧被押往会场。沿途戒备森严，会场内外更是布满
了军人、警察、民兵，两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押着胡守钧做着“喷气式”奔上
示众台。

　　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张春桥麾下的大将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陈阿
大、黄金海等等。有上海头面人物压阵，工、农、兵、红卫兵诸界革命群众“代表
”一个个跳到台上声讨“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滔天罪行”，强烈要求对“罪
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胡守钧逮捕法办。接着，一位公检法“代表”展开一方白纸
，厉声宣布逮捕令。两个警察对胡守钧上了手铐、脚镣，拖上囚车。王洪文望着胡
守钧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呵斥：“哼，这就是反对春桥同志的下场！”会后，张春
桥欣喜若狂地称赞爪牙们，说这次公审大会开得好！

　　胡守钧被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整整关押了５年。奇怪的是判决迟迟不下来
，胡守钧不知道张春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在监狱里过着度日如年的非人生活。
与胡守钧关在一个“铁笼子”里的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他因忍受不了折磨，神经错
乱了，白天，他呆呆地抓着铁杆，悲哀地叫爹喊娘，黑夜，他爬在地上发出一阵阵
令人毛骨悚然的啸叫声，更要命的是他天天用一只袋子装自己的大便，然后咬着在
地上一圈圈爬，涂得满地都是……

　　“同是天涯沦落人”，胡守钧一方面悉心照顾难友一方面锻炼身体，看书、思
考学术问题，用牙膏皮做工艺品等，以保持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思维。

　　在这段非凡的日子里，胡守钧差点被杀头。

　　张春桥一直将胡守钧作为自己的心腹大患，曾密令爪牙枪毙他。然而，即使当
时没有民主与法制，但形式上的判决程序还是要的；也多亏了有一些正直之士，尽
力保护过胡守钧这样的政治犯。当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所谓的“胡守钧小集
团”案上，曾提出过异议，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判其死刑，承办人员甚至反对判
刑。消息传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那里，他们声色俱厉地训斥承办人员：“胡
守钧反对春桥同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当诛，现在判他１０年徒刑是少的了
。你们顶着不办，是什么立场？这是违背十大政治路线的！”（这时中共十大已开
过，张春桥荣升政治局常委）

　　马、徐、王的高压，市高级法院如何抵挡得住？１９７５年５月，胡守钧以现
行反革命罪，被判处１０年徒刑，旋被关进上海市监狱。胡守钧被判后天天喊冤，
高呼自己反对张春桥没有错。

　　１９７６年１月，胡守钧被押送安徽军天湖劳改农场。胡守钧身穿单薄的衣衫
，戴着手铐，在风雨交加的隆冬，走向皖南山区。途中，胡守钧满腔悲愤，口吟《
西行》词一首：

　　　　　　　　水寒山瘦气萧森，
　　　　　　　　云暗日蔽天低沉。
　　　　　　　　恨难消，愁更深，
　　　　　　　　风声雨声欲断魂。
　　　　　　　　千古奇冤无门诉，
　　　　　　　　国事家事岂堪闻。
　　　　　　　　翘首望断天涯路，
　　　　　　　　天涯路，何处是归程？

　　胡守钧在军天湖劳改农场，边承受重体力劳动“改造”，边写了洋洋数万言的
申诉材料，但都石沉大海。一晃９个多月过去了。一天中午，胡守钧看到管教人员
随手扔掉的一张《安徽日报》，发现新闻中中央领导人有了变化，于是又一遍遍写
申诉材料。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一公开，胡守钧就呈送了一大袋
申诉信。胡案因影响太大，复旦党委协同公安局和法院，联合调查了两年，直到１
９７８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才确认：“胡守钧纯属反对‘四人帮
’而遭受政治迫害。宣告无罪，恢复名誉，予以彻底平反。”被关押８年之久，九
死一生的胡守钧又回到洒满阳光的复旦校园。

　　“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这一大冤案，涉及面之广，受牵连者之众令人吃惊。
直接与“孙悟空”炮打张春桥有关者近千人；上海各行各业揪出的“胡守钧式的反
革命”、“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小集团”不下万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美学
家蒋孔阳是突出的一例。１９６８年，胡守钧因认识蒋孔阳的女儿，去他家借过几
本书。当胡守钧“案发”时，蒋孔阳被作为“长胡子”的阶级敌人，他的家被指控
为“孙悟空”的黑据点，蒋孔阳被隔离审查。胡守钧平反后，大批受牵连者一一找
到胡守钧，要他提供证明材料，供自己平反之用，胡守钧一时应接不遐。其实，胡
守钧与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近几年他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居然还有人告诉他，
自己曾因胡案而坐了几年牢。

　　胡守钧在武汉的全家成了大反革命家属。胡守钧被隔离后，他的老父亲被赶到
襄阳农村，唯一的妹妹去孝感插队，因为有个反革命哥哥，她成了集体户中最后的
留守者，与之为伴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家中只剩下胡母一个人，老房子实在住不下
去，被迫从汉口搬到武昌。可是不久胡守钧的反革命判决书寄到了新居的里委会，
胡母不得不第二次搬家，孤独地蜗居在一间破屋里，整天流着泪想儿子，差点哭瞎
了眼睛。在胡守钧被关的８年中，他一次也不忍心叫父母去看自己，也不敢直接给
家人写信，怕信封上那刺目的寄信人地址，会给家里招灾惹祸。多亏了汉口老家的
邻居小魏，胡守钧的每封家信都由他代为转送给胡母。胡守钧一出狱，第一件事就
是用他平反的补助费，买了套当时十分紧俏的中学自学丛书寄给小魏，以表达对这
位患难之交的由衷感激。

　　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今天，当中国在奔向现代化之际，每一个有良
知有民族尊严有人道精神的中国人，都在反思那场民族浩劫，探索民主与法治的艰
难道路，从而永远杜绝这类悲剧在中华大地重演。

　　３０多年过去了，昔日的阶下囚今天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
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著名的社会学家胡守钧教授。

□　原载《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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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见证——有感于全国仅存的重庆红卫兵墓园将被拆除

　　　　　　　　　　　　　　　　·悲　歌·

　　重庆沙坪的墓园里芳草萋萋，
　　不远处的嘉陵江水日夜奔流不停。
　　每逢夜深人静，
　　这一带总有人听到隐隐的哭声。
　　那些紧紧挤在一起的简陋坟茔里，
　　四百多年轻的冤魂
　　正在诉说着自己三十八年的愤怒与不平－－

　　他来自重大、川大、西南师大和别的院校，
　　其中还有许多十几岁的男女中学生。
　　许多人的胸膛被被冰冷的长矛洞穿，
　　许多人被无情的子弹夺走了生命。
　　可怜他们永远也无法知道，
　　自己的亲人中有多少哭瞎了眼睛？

　　活着的时候他们日日武斗互相残杀，
　　死后他们夜夜在一起唏嘘不停——
　　当年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如今才知都是炮灰落入伟大领袖的圈套中。
　　明天他们的坟茔将被地产商一起铲平，
　　历史的最后一块记忆也将被水泥的建筑填平。

　　谁还记得他们在机枪炮艇掩护下的冒死冲锋？
　　谁还记得当年坦克大炮一阵阵发疯似的轰鸣？
　　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了鲜血的见证。
　　只有用墨写的谎言继续把世人欺骗，
　　只有被涂改的历史不断把后代蒙哄。
　　还有嘉陵江水日夜的呜咽，
　　伴着那一阵阵盘旋不去的阴冷山风----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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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ＣＮＤ》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１０２１－８６０２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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